优步：算法重新定义工作

内容简介

在经济衰退和阶级固化的大环境中，科技创新带来了新兴公司的崛起，例如优步、爱彼迎等，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所处的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亚历克斯•罗森布拉特通过四年时间，超过5000英里的优步乘车里程、线上论坛研究、面对面采访优步高管等一手研究资料，详尽记述了纽约、多伦多等超过25座城市中大量网约车司机的故事，让人们可以了解到司机真实的工作环境以及从事这份工作的感受。同时进一步探讨了当下流行的科技带来的商业和政治影响，以及它是怎样操纵从业者和消费者的。

优步的自我定位是一家科技公司，而不是运输公司，同时承诺通过科技为大众提供创业机会。但现实是优步用算法和互联网平台创造了一个新的劳动雇佣模板，强调司机更接近科技消费者和独立合约人而不是劳动者，从而逃避法律监管和企业责任。

针对消费者的算法管理的兴起在优步这样的数据驱动型的科技公司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在这些强大的科技平台面前，即使它们如何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是中立客观的，用户依然处在一个任人摆布的弱势地位。这颠覆了我们在数字时代对工作的认知，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未来所有人都可能被无形的算法老板管理的工作场景。

优步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它用硅谷的算法改写了我们的工作规则，用一种非常规的手段深刻改变了各个利益相关群体所处的环境。即使明天优步不存在了，它所留下的影响也已经重新塑造了整个社会在劳工关系、科技和法律方面的未来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虽然这本书主要是关于优步公司的，但它也代表了正在重新定义工作、生活、文化的共享经济行业存在的普遍问题，以及我们该如何去应对。

在这本书里，作者带我们认识到了新兴数字科技的本质。优步崛起的背景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和阶层固化。对司机，它推卸责任，强化管理；对乘客，它监控数据，调整费率，而对媒体，它以算法为理由掩盖自己的商业手段。通过算法，优步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操控大众的目的。同时本书探讨了以优步为代表的互联网科技是如何重新定义工作、社会和文化的。对商家，它让数据成为*重要的资源之一；对民众，它让更多人用网络创业代替了固定上班；对社会，它重新定义了雇佣关系，更需要日趋完善的监管体系来制约。

作者简介

亚力克斯•罗森布拉特是一位科技民族志学者。她现任数据与社会研究所的研究员，拥有皇后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和麦吉尔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罗森布拉特的文章见诸《纽约时报》《哈佛商业评论》《大西洋月刊》《华尔街邮报》《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卫报》《快公司》等知名媒体。许多学术和行业刊物也曾刊发她屡获殊荣的作品。

精彩书摘

对自由金的承诺或许就是优步世界中炒作与现实之间差距的一个形象的标志。在危机四伏的时代，工作面临各种不稳定与不安全感，这种文化催生了开优步的热潮，尽管司机并不认为自己的工作不稳定。作为一个中年的外来司机，弗雷迪用优步的一套宣传话术来描述所谓的“愚人的黄金”。与优步公司的宣传截然相反的是，弗雷迪并不是在跟乘客“共享”自己的闲置资产和时间，他是在拼命工作来补贴家庭所需。优步声称，司机开网约车一年最多可以赚9万美元，但弗雷迪的境况与公司广告宣传的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相去甚远。

优步通过向大众提供低门槛的就业机会迅速崛起——你只需要一辆车，再经过简单的背景审查，就可以成为网约车司机，并根据自己的时间来从事网约车工作。在核心业务方面，优步有一件事做得非常出色：它通过手机 App（应用程序）来为司机和乘客调度所需订单。在市场营销方面，优步用一套聪明的似是而非的说辞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向有意从事网约车业务的司机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公司。一方面，它向司机承诺自由、灵活、独立的工作机会。它让司机感觉是“自己当老板”的创业者。而在法律层面，优步则将司机归类为独立合约人，这意味着司机无法享受劳动法所规定的员工保障和权利。

另一方面，优步在很大程度上掌控着司机在工作中的表现。优步不是通过人工监督员来监管数十万网约车司机的，而是通过一套用算法系统搭建的出行平台作为虚拟的“智能经理”。算法取代了层级化的人工管理体制，从而直接根据优步设置的规则来管理司机。实际情况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光鲜亮丽。理论上司机作为创业者，可以自由地选择工作时间，按自己的意愿接受或者拒绝乘客的订单，自行设置费率，并且自建客户名单。对优步司机来说在某些方面事实确实如此。司机可以享受灵活的工作时间，而且优步的算法系统可以有效地为需要多挣钱的司机指派更多的订单。公司可能还会调低试图建立自己客户名单的司机的优先级。我在调查过程中遇到的许多司机告诉我，他们根本不愿意费事去建立自己的客户名单，因为他们感觉在优步的保险政策（如果司机在从接单到订单完成的时间内发生事故，这项保险可以为他们提供 100 万美元保额的机动车意外险）的保护下会更加安全。如果他们拒接订单，则会受到一定的处罚，但优步在订单出现时并不会给他们提供可以评估这份订单是否有利可图的相关信息。优步经常单方面更改费率，通常都是司机更加吃亏。司机本应该是自由和独立的，但是在这些算法经理所执行的优步规则之下，他们的自主选择权受到了极大限制。司机已经感受到当初自由的承诺和现实严苛的算法管理之间的冲突。事实上，这种冲突正是呼吁司机不应该被归类为独立合约人的法律诉求的基础。

在优步的做法中有意思的一面是，根据公司的说法，平台上的司机并非它的员工，和乘客一样，司机也是享受优步科技服务的“消费者”。2013 年，一群司机聘请律师发起了一场劳动关系的集体诉讼，控告优步公司将司机归类为独立合约人缺乏法律依据；他们诉称优步是按照雇员的标准来对待司机的。 2015 年 1 月此案的听证会上，优步的律师解释说平台上的司机实际是优步软件的消费者。“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司机和交通运输服务的提供者与优步之间的商业关系是：优步公司授权他们使用优步软件，并从中收取授权使用费。”如果我们按照这一逻辑推论，优步公司确实不存在任何劳工问题，尽管在全国各地都不断曝出各种司机与优步之间的法律诉讼、抗议和冲突。

这是一本关于优步如何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了雇佣含义的书。这也是一本关于科技意识形态的书——优步为我们讲述关于用户的故事，而我们给彼此讲述科技如何改变我们生活的故事。故事讲述的是一家小小的硅谷创业企业如何用算法在美国和加拿大来组织管理数以万计的人。截至 2018 年，优步在全球已经签约了超过 300 万司机。本书追溯了优步公司是如何在一开始将司机归类为劳动阶级的创业者，然后又转而称其为消费者的，通过重新定义传统的劳动关系分类来实现自身增长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做法。书中还揭示了优步是如何用自利的一套话术为自己牟利的。优步将自己归类为科技公司，而不是运输公司。就在那起优步声称司机实际上是自己公司的消费者的法律诉讼中，联邦法官爱德华·M. 陈阐述说这一套“技术例外主义理论”（technology-exceptionalism）存在“致命的瑕疵”。优步可以使

用软件作为其业务运营的机制，但其业务性质在根本上还是提供交通运输服务。陈法官写道：“优步并不销售软件，而是销售运输服务。在技术层面上，优步和‘黄色出租车’（Yellow Cab）公司相比并没有更像一家‘科技公司’，因为黄色出租车是用无线电台来调度车辆的。” 但通过将自己归类为科技公司而不是运输公司，优步还进一步辩称自己不应该受到《美国残疾人法案》的管辖。根据优步的说法，它没有义务为残疾人乘客提供无障碍设施等服务，而运输业的竞争对手则必

须提供这项服务。尽管这套说辞备受争议，但优步还是作为一家科技公司不断发展壮大，虽然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不少麻烦。

优步对自己身份和行为进行辩护时披着一件道德的外衣，声称自己能够在更大范围内促进和提升司机、乘客、民权活动人士、监管者、城市和大众的综合利益。这种说法有一定的真实成分，但更多的作用还是掩饰而不是揭露真相。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这家公司掀起了一股浪潮，改变和影响了社会的绝大多数层面。不论是家庭生活、子女抚养、工作环境、公司管理运营、出行方式、城市规划，还是种族平等运动和劳工权利保障等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冲击。优步广泛的影响力不仅威胁到整个社会的现状，同时还给未来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这家公司用技术创造了一套全新的雇佣关系逻辑，其影响就像 Napster（在线音乐服务程序）对音乐产业或者脸书对新闻媒体产业的冲击一样。优步是新经济的象征，也是一个有力的案例，它向我们揭示了数字文化是如何改变我们工作性质的。

---